一写作文化规训与反规训写作前进的永恒动力

一、写作文化规训的定义

写作文化是作者的写作行为、方法的规范、准则、观念，是人类文化在写作活动中的具体表征，它是通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写作活动行为(角度选择、立意、结构方式、节奏安排、视点运用、标题制作、文面表现等)中所透露出来的某一时代的社会心理状态(生存态度、价值观念、时空情绪、行为准则、思维方式等等)的总和。本质上说，它是写作主体的一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、物化。

规训，规戒教训。《说文》:“夫，有法度也”，“训，说教也。”《陈书·王玚传》:“玚兄弟三十余人，居家笃睦，每岁时馈遗，遍及近亲，敦诱诸弟，并禀其规训。”可见，规训，有法度、准则、教训之意。

由此，“写作文化规训”的含义可以概括为: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，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当下(甚至是以前)的时代社会文化、社会心理以及某种体制的意识形态对体制外意识形态(政治、宗教、地域、民族，甚至军事、经济……)的防范和指令(尤其是要回避那些涉及到比较敏感、容易引起争议内容、范畴)的规范、影响。

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:“文学……就其本质来说，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，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达者……只有那些在强大而蓬勃的思想的影响下，只有能满足时代的迫切需要的文学倾向，才能得到灿烂的发展。”［1］67普列汉诺夫也曾说过，“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时代的表现。它的内容和它的形式都是由这个时代的趣味、习惯、憧憬决定的，而且越是大作家，他的作品的性质而定的这种关系愈强烈，愈明显。”［1］67

可见，任何写作行为都无法逃离社会、时代的大背景而独自存在，换句话说，所有的写作行为都必须在写作文化规训的环境中得以实现。写作文化规训是写作者写作时候的潜在说教，是作者需要时刻铭记在心的内在法度，也是一种潜在的、不成文的写作制度。

二、写作文化规训的成因

创作是一种自由的生命活动方式，是一种对于现实之不满的精神反抗和生命反思，其终极目的是抒发情怀、超渡人生、摆脱现实困境、超越时空以追求无限博大、自由的生命时空的美感。这正是马正平老师对写作所下的定义:

“写作是写者对精神秩序(情思理想、价值取向)与书面语言符号秩序(语流符号结构)的创建、缔造，是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创生与建构。”［1］67

由此，写作的定义与写作文化的定义就产生了矛盾:既然写作是一种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创生与建构，而写作文化规训则是写作的法度、规定，二者岂不是相互矛盾?为何作家的写作要受到写作文化的规训?写作文化规训是如何产生的?

(一)写作对于“自由生命秩序”的追寻、建构与“写作文化规训”二者之间并不矛盾

我们所说的“对自由生命秩序的创生与建构”中的“秩序”，一方面是指对既定秩序、规范的维护。布拉姆斯在《镜与灯》中认为，文学是由作品、艺术家、世界、读者四个要素组成的系统。他看到了客观世界对写作者的创作和读者的鉴赏等行为的背景性、控制性、他律性。文学活动就是一种自律性(作品图示)和他律性(世界背景)相结合，共同控制着文学家的文学状态。同样，写作行为也是自律性(作品图示)和他律性(世界背景)相结合，共同控制之后选择的思维状态。因而，任何写作行为(自律性)都离不开写作文化规训(他律性)的范畴，为了保证写作行为以及作品价值的顺利实现，写作行为就需要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进行。

另一方面，这种“秩序”还是一种批判、否定，一种创新、创造，是新的人类生存秩序的憧憬与建构。当既存的“秩序”——写作文化规训，不符合新的写作表达、阅读审美的需要时，写作者就会采用“反规训”的形式——打破陈旧的写作文化规训的束缚，构建一种适应当下写作与阅读需求的“新秩序”。这种勇于打破陈规之束缚的写作行为，就是对自由生命时空的追求。

(二)写作文化规训的产生与存在合情合理

凡是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、书籍和读者，或者说，总有创作者、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。作家都是每一种意识形态的俘虏，都是他那个读者圈的世界观的俘虏:他可以接受这种意识形态，改变它、全部或部分地否定它，但是无法回避它。创作者与读者——对话者(即使有时候是作者本人)之间(想象地或实有地)进行的对话，从来不会没有动机。文学作品则不然，它要把一个像局外人那样的陌生读者引到作品的对话中来。所以，任何作家在写作时，脑海里总浮现着一群读者，哪怕读者就是他自己本人。

文章来源：《航空动力学报》 网址: http://www.hkdlxbzz.cn/qikandaodu/2021/0413/864.html